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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造船业者中，扬子江船业(Yangzijiang Shipbuilding)排名老四，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造船厂。
去年4月18日，扬子江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成功募集55亿元人民币(约12亿3001万新元)资金，成为中国企业来新上市融资规模最大的一家。
这家13亿新元中资企业的掌门人——54岁的江苏富豪任元林作风素来低调。他与新加坡的渊源其实并不浅，故事却鲜为人知。任元林日前来新公布公司业绩，本报与他作了专访。
扬子江执行主席任元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没架子。
受人前呼后拥的“任总”回答问题从不拐弯，心直口快，吓得在旁的公关时时出口“挡驾”，他却不以为然：“尽管写，没关系的。”
不同于许多一掷千金的富豪，任元林在中国江阴住宅总面积为2500平方英尺，相等于两个五房式组屋或一栋半独立式洋房，与本地一些豪宅相比，可是小巫见大巫。
任元林说：“我到你们(新加坡)一些企业家的家中做客，哇——吓了一跳，东西很多、房子很大，大概一个月也走不完。这么大的房子，不也就睡那几张床。我家原来很小，最近搬到一个250坪米的两层楼，已经觉得很大了。”
很少人知道，任元林其实与新加坡渊源不浅。
在1997年之前，扬子江的主要客户大多来自印尼和新加坡，包括泉合(Chuan Hup)、成功控股(Jaya Holdings)、平洋航运(Pacific Carriers，PCL)等，任元林因此经常来新公干，往往在珍珠坊或唐城一住就是半个月，足迹遍及南洋理工大学、麦里芝蓄水池、新马长堤。
他最喜欢的本地美食是肉骨茶，“上小贩中心吃肉骨茶，花三块新币买一盘海南鸡饭，比大饭店的鱼翅鲍鱼好吃多了，还有那个冰豆浆……”
自称“从没打过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嗜好”的任元林作风平民，每天中午在食堂与员工一起吃饭，“唯一的不同是晚上应酬比他们多了点。”
这或许跟他在中国国营企业从基层干起的背景有关。祖籍江苏镇江的任元林在江阴出生长大，就像许多中国同年龄层，少年时期经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文革记忆深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他说：“我出身很不好，中国阶级斗争时，老爸是资本家，开制伞工厂，祖母是小地主，在文革时是比较受到压制的。”
任元林在少年时期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当时他的最高理想是当木工。(任元林提供)
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被中国中央政府分配到造船厂当学徒，当时的最高理想是当木工。他说：“在专政时期，木工可以凭手艺赚钱生存，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我可能会做木工到现在。”
天不从人愿，他被分配到当烧焊工，工作非常辛苦。三年后在厂方安排下修读两年船舶设计，几年后主动报考江苏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修经济。
对任元林来说，进修是出于一股自觉：“那时在工作上优秀，但没有社会地位，总觉得工厂不是我挑的，工作也不是我选的，因此希望有个上学的机会，通过读书来改变，而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后来当上技术人员，又当车间管工，累积了很多经验，这时又觉得光有经验不够，就去读经济，学到很多管理上的东西。”
任元林的生意头脑很早就表现出来。求学时，他已挑了担子上街替人修伞，帮补家用。在造船厂的学徒生涯中，他也利用中国发行的政府债券——国库券的买卖赚外快。
他说：“在江阴街上，100块钱面值的国库券可卖85块钱，在上海卖87元。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块钱，我累积1万元人民币面值的国库券，带到上海卖掉，转手赚200块钱差价，赚这种小钱很轻松，原始资本就是这样赚来的。”
一当厂长就遭遇金融风暴
1997年，当了12年副厂长的任元林终于“扶正”升上厂长，隔年立刻遇上一道难题：亚洲金融风暴，本区域的造船业者面临着几乎是零订单的局面。
眼看工厂活不下去，他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向中国政府申请改制——把造船厂私营化，邀请管理层和1000多名员工入股，自己则把“所有花红、薪水都投下去了”，拿出40多万人民币，凑足2200万人民币资本。在2002年从中国政府手中回购30%股份，2004年邀请外部投资者入股8000万人民币，成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造船控股公司。
与此同时，扬子江也投资扩充产能，兴建一条五万吨造船生产线，把发展重心从东南亚转向欧洲市场，承接东欧国家(如波兰)因争取进入欧盟，造船业走下坡而流失的多项订单。
从2002年起，扬子江开始快速增长，短短几年就从刚开始私营化的1亿人民币年销售额和100多万人民币利润，增长到2005年10亿人民币销售额、1亿50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
去年4月上市前，扬子江的股本总值1亿1000万人民币，任元林持股20%，成了业者口中的扬子江救星，他本人也自豪地说：“如果我没当厂长，这间厂一定会垮!”
危机是拓展业务良机
今年的经济衰退，严重影响造船业的展望。韩国业者如STX、中国的老大中远(Cosco)皆面临着一些客户破产或取消订单的局面。
在这场危机中，任元林看到了商机，看好现在是扬子江上位、增进排名的大好机会。
他说：“扬子江是五十多年的老厂，1987年和1997年两次危机，都为我们带来机遇，87年危机使我们从国内市场扩展到东南亚，97年危机则让我们进一步扩展到欧洲。”
而他的策略，就是收购。扬子江收购他人的意愿其实由来已久。任元林表示，在2004-05年原本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收购中国江洋船厂，但合作伙伴没找好，收购不成，成了一个遗憾。
现在，他计划利用集团手上的56亿人民币现金，在中国江苏、浙江及六合营等地进行收购，也不排除利用上市筹集更多资金，看准收购一些年资两三年、从房地产转型成为造船业的新建船厂，不过收购并不是马上进行。
扬子江建造的商用船只包括散装货船、多功能货船、箱运船、化学品液货船等。(任元林提供)
他说：“这轮危机对厂家的影响应该会在六个月到一年内见顶，当它们出现危机，被银行拍卖时才是收购时机。这场风暴短期会把差的淘汰、好的留下。业界有整合的现象，但还没真正出现整合，整合会在6个月到1年以后发生。我们知道，也在等有些人出问题。”
看好中国造船业前景
长期看来，他认为中国造船业的前景展望良好。
他说：“造船所需的要素，中国都有。越南、印度永远比不上中国，日本会被中国超越，但韩国技术比我们先进20年，要超越韩国很难。但中国有强大的直接需求、比较好的劳动力、庞大资金、国家的实力等四个造船要素。长期来说，中国会成为造船大国。”
看中新加坡航运枢纽地位来新上市
对于来新上市，任元林有点后悔。
身为三家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造船业者之一，扬子江今年的股价有如石沉大海，从去年底的2元(新元)一路下滑到45分，跌幅高达75%，远比发售价95分低。
任元林个人财富也受波及，跌出《胡润百富榜》100强，从去年的76名跌到今年第211名，根据《胡润百富榜》网站，他的身家从90亿(人民币)跌至35亿。
任元林认为，扬子江股价的确跌得“太低了”，至于是否曾后悔来新加坡上市？他也直言不讳：“有一点。”
去年上市之际，他在几经考量下选择了新加坡，给外界的理由是由于新加坡的船业与航运枢纽地位，符合公司本身以欧美客户为主的定位。
他说：“我觉得新加坡有很多优点，但股市的容量比较小，我们在新加坡和投资者的沟通也比较少。像我们这些比较优秀的企业，必须和新加坡投资者有更多的沟通，这是需要的。”
另一点则是在本地上市的一些中国企业最近频频出问题，多少坏了整体中国企业在投资者心中的名声。
任元林说：“我希望新加坡对来上市的企业有更多的审查和关注。任何一个行业总是有好有差，有些中国企业在新加坡表现不是很好，影响到我们，这也是遗憾之一。”
股市潮起潮落，任元林也坦诚，曾被去年的“牛气”冲昏了头。
遗憾未在高价减持股票
上市之初，扬子江在交易首日以1.34元高盘收市，去年10月更一度飙升至2.74元，涨幅高达188%。
任元林回忆：“股价冲到一块半时，我非常清醒，觉得在这个市场，股价超过一块半、一块六以上，风险会增加。但到了股价冲过两块半，我反而麻木了，看到了(未来股价将涨到)三块钱。如果当时进行一些适当减持，现在不是可以全部回购，有更多资金作更多收购？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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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var i=0;i去年4月18日，扬子江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成功募集55亿元人民币(约12亿3001万新元)资金，成为中国企业来新上市融资规模最大的一家。
这家13亿新元中资企业的掌门人——54岁的江苏富豪任元林作风素来低调。他与新加坡的渊源其实并不浅，故事却鲜为人知。任元林日前来新公布公司业绩，本报与他作了专访。
扬子江执行主席任元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没架子。
受人前呼后拥的“任总”回答问题从不拐弯，心直口快，吓得在旁的公关时时出口“挡驾”，他却不以为然：“尽管写，没关系的。”
不同于许多一掷千金的富豪，任元林在中国江阴住宅总面积为2500平方英尺，相等于两个五房式组屋或一栋半独立式洋房，与本地一些豪宅相比，可是小巫见大巫。
任元林说：“我到你们(新加坡)一些企业家的家中做客，哇——吓了一跳，东西很多、房子很大，大概一个月也走不完。这么大的房子，不也就睡那几张床。我家原来很小，最近搬到一个250坪米的两层楼，已经觉得很大了。”
很少人知道，任元林其实与新加坡渊源不浅。
在1997年之前，扬子江的主要客户大多来自印尼和新加坡，包括泉合(Chuan Hup)、成功控股(Jaya Holdings)、平洋航运(Pacific Carriers，PCL)等，任元林因此经常来新公干，往往在珍珠坊或唐城一住就是半个月，足迹遍及南洋理工大学、麦里芝蓄水池、新马长堤。
他最喜欢的本地美食是肉骨茶，“上小贩中心吃肉骨茶，花三块新币买一盘海南鸡饭，比大饭店的鱼翅鲍鱼好吃多了，还有那个冰豆浆……”
自称“从没打过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嗜好”的任元林作风平民，每天中午在食堂与员工一起吃饭，“唯一的不同是晚上应酬比他们多了点。”
这或许跟他在中国国营企业从基层干起的背景有关。祖籍江苏镇江的任元林在江阴出生长大，就像许多中国同年龄层，少年时期经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文革记忆深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他说：“我出身很不好，中国阶级斗争时，老爸是资本家，开制伞工厂，祖母是小地主，在文革时是比较受到压制的。”
任元林在少年时期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当时他的最高理想是当木工。(任元林提供)
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被中国中央政府分配到造船厂当学徒，当时的最高理想是当木工。他说：“在专政时期，木工可以凭手艺赚钱生存，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我可能会做木工到现在。”
天不从人愿，他被分配到当烧焊工，工作非常辛苦。三年后在厂方安排下修读两年船舶设计，几年后主动报考江苏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修经济。
对任元林来说，进修是出于一股自觉：“那时在工作上优秀，但没有社会地位，总觉得工厂不是我挑的，工作也不是我选的，因此希望有个上学的机会，通过读书来改变，而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后来当上技术人员，又当车间管工，累积了很多经验，这时又觉得光有经验不够，就去读经济，学到很多管理上的东西。”
任元林的生意头脑很早就表现出来。求学时，他已挑了担子上街替人修伞，帮补家用。在造船厂的学徒生涯中，他也利用中国发行的政府债券——国库券的买卖赚外快。
他说：“在江阴街上，100块钱面值的国库券可卖85块钱，在上海卖87元。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块钱，我累积1万元人民币面值的国库券，带到上海卖掉，转手赚200块钱差价，赚这种小钱很轻松，原始资本就是这样赚来的。”
一当厂长就遭遇金融风暴
1997年，当了12年副厂长的任元林终于“扶正”升上厂长，隔年立刻遇上一道难题：亚洲金融风暴，本区域的造船业者面临着几乎是零订单的局面。
眼看工厂活不下去，他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向中国政府申请改制——把造船厂私营化，邀请管理层和1000多名员工入股，自己则把“所有花红、薪水都投下去了”，拿出40多万人民币，凑足2200万人民币资本。在2002年从中国政府手中回购30%股份，2004年邀请外部投资者入股8000万人民币，成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造船控股公司。
与此同时，扬子江也投资扩充产能，兴建一条五万吨造船生产线，把发展重心从东南亚转向欧洲市场，承接东欧国家(如波兰)因争取进入欧盟，造船业走下坡而流失的多项订单。
从2002年起，扬子江开始快速增长，短短几年就从刚开始私营化的1亿人民币年销售额和100多万人民币利润，增长到2005年10亿人民币销售额、1亿50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
去年4月上市前，扬子江的股本总值1亿1000万人民币，任元林持股20%，成了业者口中的扬子江救星，他本人也自豪地说：“如果我没当厂长，这间厂一定会垮!”
危机是拓展业务良机
今年的经济衰退，严重影响造船业的展望。韩国业者如STX、中国的老大中远(Cosco)皆面临着一些客户破产或取消订单的局面。
在这场危机中，任元林看到了商机，看好现在是扬子江上位、增进排名的大好机会。
他说：“扬子江是五十多年的老厂，1987年和1997年两次危机，都为我们带来机遇，87年危机使我们从国内市场扩展到东南亚，97年危机则让我们进一步扩展到欧洲。”
而他的策略，就是收购。扬子江收购他人的意愿其实由来已久。任元林表示，在2004-05年原本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收购中国江洋船厂，但合作伙伴没找好，收购不成，成了一个遗憾。
现在，他计划利用集团手上的56亿人民币现金，在中国江苏、浙江及六合营等地进行收购，也不排除利用上市筹集更多资金，看准收购一些年资两三年、从房地产转型成为造船业的新建船厂，不过收购并不是马上进行。
扬子江建造的商用船只包括散装货船、多功能货船、箱运船、化学品液货船等。(任元林提供)
他说：“这轮危机对厂家的影响应该会在六个月到一年内见顶，当它们出现危机，被银行拍卖时才是收购时机。这场风暴短期会把差的淘汰、好的留下。业界有整合的现象，但还没真正出现整合，整合会在6个月到1年以后发生。我们知道，也在等有些人出问题。”
看好中国造船业前景
长期看来，他认为中国造船业的前景展望良好。
他说：“造船所需的要素，中国都有。越南、印度永远比不上中国，日本会被中国超越，但韩国技术比我们先进20年，要超越韩国很难。但中国有强大的直接需求、比较好的劳动力、庞大资金、国家的实力等四个造船要素。长期来说，中国会成为造船大国。”
看中新加坡航运枢纽地位来新上市
对于来新上市，任元林有点后悔。
身为三家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造船业者之一，扬子江今年的股价有如石沉大海，从去年底的2元(新元)一路下滑到45分，跌幅高达75%，远比发售价95分低。
任元林个人财富也受波及，跌出《胡润百富榜》100强，从去年的76名跌到今年第211名，根据《胡润百富榜》网站，他的身家从90亿(人民币)跌至35亿。
任元林认为，扬子江股价的确跌得“太低了”，至于是否曾后悔来新加坡上市？他也直言不讳：“有一点。”
去年上市之际，他在几经考量下选择了新加坡，给外界的理由是由于新加坡的船业与航运枢纽地位，符合公司本身以欧美客户为主的定位。
他说：“我觉得新加坡有很多优点，但股市的容量比较小，我们在新加坡和投资者的沟通也比较少。像我们这些比较优秀的企业，必须和新加坡投资者有更多的沟通，这是需要的。”
另一点则是在本地上市的一些中国企业最近频频出问题，多少坏了整体中国企业在投资者心中的名声。
任元林说：“我希望新加坡对来上市的企业有更多的审查和关注。任何一个行业总是有好有差，有些中国企业在新加坡表现不是很好，影响到我们，这也是遗憾之一。”
股市潮起潮落，任元林也坦诚，曾被去年的“牛气”冲昏了头。
遗憾未在高价减持股票
上市之初，扬子江在交易首日以1.34元高盘收市，去年10月更一度飙升至2.74元，涨幅高达188%。
任元林回忆：“股价冲到一块半时，我非常清醒，觉得在这个市场，股价超过一块半、一块六以上，风险会增加。但到了股价冲过两块半，我反而麻木了，看到了(未来股价将涨到)三块钱。如果当时进行一些适当减持，现在不是可以全部回购，有更多资金作更多收购？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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