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自贸区方案已基本敲定 负面清单强调制造业

　　在上海自贸区试验一年之后，其经验开始向全国推广复制，作为第二批自贸区又是北方第一个自贸区的天津，在复制上海经验的同时，有着自己的不同之处。地处京津冀地区，面向东北亚、面向三北地区，天津自贸区有着自己的独特使命。那么天津自贸区有何特色，它与上海自贸区有何异同，它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义何在？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参与起草天津自贸区方案的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专。
　　天津方案基本敲定
　　《21世纪》：您说现在天津自贸区方案正在连夜修改，有没有确定的说法，比如范围还会不会变化？
　　刘恩专：自贸区作为国家战略，其方案的整体思路都是一致的，至于天津自贸区范围，大体包括天津港区、空港经济区和中心商务区，可以扩张至260平方公里。其中，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港保税区和中心商务区是核心。现在能肯定的就是，范围不仅是东疆港区那三十多平方公里。第二批自贸区的范围的确定，除了要考虑地方区域开发的需要，同时也要看上海自贸区扩围情况。
　　上海的经验实际是各种海关区域的升级，各种封关运作的区域，保税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从性质上是一样的，需要整合升级。
　　天津自贸区方案从组成起草小组到制定，是从去年7月底开始，由商务部外资司牵头组成包括北京方面和天津方面成员的小组。因此，从一开始就是商务部主导的。
　　《21世纪》：国务院会议提出第二批自贸区要有地方特色，充实新的试点内容，天津怎么做？
　　刘恩专：第二批自贸区是建立在对上海经验的复制和推广上，更要体现新特点、赋予新内容。天津申报自贸区有一个特殊的背景，这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可能是天津新方案的特点之一。
　　同时天津自贸区面向东北亚，又是大自贸区（FTA）中的重要角色，可以与中韩自贸区对接。天津是环渤海离腹地最近的港口，中国重要的开放门户，传统讲口岸城市“广大上青天”少不了天津。
　　天津自贸区是建立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试验改革的基础上的，与其他区域相比，发展空间比较大，因此适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在滨海新区已经形成了特色，临港、临空产业高度聚集，港口相关的高端服务业特别是融资租赁已经成为了“中国中心”和旗帜。
　　融资租赁在天津自贸园区范围内是最有特点的，它既是货物贸易，又涉及金融和类金融企业，再就是涉及离岸金融、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还涉及到保理业，产业链可扩展得很宽很长。天津自贸区的特点必然与融资租赁相关的产业，高端航运金融业等联系起来。
　　上海经验皆可复制
　　《21世纪》：对于天津自贸区来说，在哪些方面能复制上海的经验？
　　刘恩专：从滨海新区发展的实际来说，笼统地讲，上海的经验都适合天津，都可以复制，只是在程度上和具体措施上会有所不同。比如投资管理体制，上海做的天津都能做，虽然两地的产业结构是有差异的，但是投资管理体制、投资便利化的措施都可以复制。
　　这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措施，便利化措施最关键，而不是自由化。便利化意味着政府相关管理程序的简化，政府部门之间管理措施协调，所有的东西都要向监管的主体以恰当的方式及时公开，就是透明。
　　所以便利化就是简化、协调、透明，企业对未来才可预见。这些便利化的改革，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需要政府改革。
　　《21世纪》：最终都指向政府的改革？
　　刘恩专：对，所以中央的顶层设计是很清楚的，为什么要搞上海自贸区，各地申报方案最初没有认识到这种高度，随着上海的实践，逐渐开始理解。
　　《21世纪》：天津做自贸区最重要的是法律体系的完善，负面清单就依赖法律体系。
　　刘恩专：国家推出第二批自贸园区，涉及战略布局上从南到北布局，三个还是要整合原有封关运作的区域经验，因此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中央应该也可能通盘考虑。这个全国人大已经有经验，立法不是问题。
　　我认为国家应该通盘考虑，各部委、银行、海关总署要支持的新政策，不会是专门针对某个地方，应该是针对第二批自贸园区整体。
　　负面清单强调制造业
　　《21世纪》：天津自贸区与上海自贸区是不一样的，在具体的政策和做法上有哪些不同？
　　刘恩专：上海自贸区是商务部国际司设计主导的，天津自贸试验区方案设计是外资司主导的，这体现了国家对天津市以泰达为中心的滨海新区利用外资是肯定的。
　　天津自贸区所承担的使命和任务显然不会和上海一样，因为城市功能、经济体量、城市在全球中的地位，以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能将天津和上海做简单的比较。
　　但是，中国开放倒逼改革的政策基调定了之后，不能光靠一个地方。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自贸区进行战略布局，首先表现为区域战略，从南到北，要布点连成线，辐射整个内陆地区，北方、南方都得有。
　　天津在先进制造业上有很好的基础，当然这不是建立在与上海的简单比较上，而是天津有自身优势。而且天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能够发展先进制造业，又能在低碳环保行业上引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天津有自身的工业传统，又有毗邻北京的优势，两大城市相互认同也是有传统的，这样天津就有发展自贸区的基础。天津有自己新创造的优势，那就是东疆港，它是天津港的奇迹，创造了融资租赁模式。
　　从工商注册企业数量上看，天津可能不会出现像上海那样的井喷式增长，因为北方民营经济欠活跃，加之三地同时设立，没有了上海的“独家”效应。
　　《21世纪》：天津自贸区在负面清单上是否会有突破？
　　刘恩专：天津方案是商务部外资司主导的，他们就负责负面清单的问题。具体实施方案不清楚，但与上海负面清单比较，至少是一样的。
　　由于天津先进制造业密集布局滨海新区的特点，负面清单更应该强调先进制造业。天津高端服务业的形态是新金融，产业金融，与融资租赁相关的保理、离岸金融等，都需要上海的金融创新政策支持。
　　对外资的开放来说，最理想的就是中国只有一个负面清单。但从现实来说，也可以有若干个试点，在不同城市，根据不同特点开放不同产业，积累经验然后全国统一推出一个负面清单。从这个意义上看，天津负面清单肯定和上海是不一样的。
　　《21世纪》：天津滨海新区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很多，下一步在行政简化方面会做哪些突破？
　　刘恩专：最主要的是行政审批的改革措施要在自贸区赶快落地。涉及自贸园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具体，针对特定业务，涉及贸易便利化、汇兑便利化，因此相关行政审批以进一部简化，一些部门之间的政策和程序要进一步协调，一些创新试验的做法要加大透明度。
　　《21世纪》：将来天津自贸区的管理运营，与滨海新区是什么关系？
　　刘恩专：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滨海新区应该做顶层设计，从滨海新区公共管理体制上进行治理机制改革，要跟上海一样有一个副部级领导统辖自贸区事务，不能与新区形成行政上的重设，这会浪费资源，相信天津市方面有这样的智慧。
　　带动京津冀制度创新
　　《21世纪》：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天津自贸区的基础，获批之后，会给滨海新区带来什么新的改变？
　　刘恩专：讲到滨海新区，就得谈浦东，当时是最好时机给了它，那时中国还处于粗放型增长时期，现在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环境都没有这个空间了。在这样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开发开放一个区域，条件最好的就是天津。因为天津母城远离港口，中间几十公里距离都可以开发，这种空间在国际化大都市是少有的。
　　天津建立自贸区还要看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态度，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达成协议后，北京表态积极支持天津申报自贸试验区，这就是一个政治信号。
　　《21世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是否会因为天津自贸区获批而有所改善？
　　刘恩专：当然。天津自贸区肯定要带动或调动北京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能力，带动河北省沿海开发的港口，使其与天津的天津港、东疆保税港区连成一体，不是竞争大于合作，而是合作大于竞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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