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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孕育着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全球价值链革命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大势。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内生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未来，中国必须顺应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构筑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及重点。
第一大战略重点是应该以促进双向投资为重点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与出口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以加工和组装为主导的出口产业会限制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在长期看来，随着原材料价格与劳动力成本的继续走高以及来自其他低成本经济体竞争优势的日益加剧，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削弱。
目前，全球出口增值的近一半来自服务部门，全球直接投资总存量的60%以上都流向了服务业。这说明，服务要素已成为决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关键要素，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价值链条应该在这方面多花些气力。为此，我们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推进服务领域的投资自由化，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外资准入大门将进一步打开，将吸引更多的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到中国。同时，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成为流出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使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角色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产业转移承接国逐步转向资本双向流动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对外投资的新阶段。从长远来看，凡是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均有较高的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的政府采购。因此，全球化红利并没有减少甚至消失，只要中国善于利用吸收全球创新资源和高级生产要素，不断地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它依然能够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红利。
第二大战略重点应是以构筑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重点的自贸战略。
目前，中国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签订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总额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对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近5000个税目商品实施进口零关税，并正与韩国、澳大利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挪威、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进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
自贸战略还由国际延伸到国内，中国以建立上海自贸区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国内贸易、投资、金融体制在更高水平上与国际规则接轨。建设面向国际市场的若干个金融创新框架与平台，参与制定符合国际化、法治化、公平化要求的跨境投资、贸易规则新体系，将为助推中国经济下一轮的长期增长铺平道路。
第三大战略重点应是以结构调整和升级为重点的全球价值链战略。
全球价值链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物流、贸易流和资金流。一个国家如果游离在价值链之外，势必丧失发展的良机。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年至1938年仅为0.7%，1948年至1990年为6%以上，1990年至1997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年至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达到18万亿美元，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未来，应该进一步构建包括跨境的生产和贸易供应链、跨境的金融供应链、跨境的基础设施供应链、跨境的人才供应链、跨境的公共服务供应链，积极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升级。
第四大战略重点是以促进世界经贸大融合为重点的跨区域互联互通战略。
中国经济过去主要依靠“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个点支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正在形成新的战略支点，进入了多点支撑的时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立足于贯通域外、沿海、沿江、沿边与内陆互联互通的大通道。
近些年来，全球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对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非常大。根据《国际商业监测》发报告预测，随着各国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57万亿美元，其中在57万亿美元投资需求中，水和水处理、能源及交通建设约占80%，成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最主要领域。
当前，中国凭借在公路、高铁、桥梁等领域较强的基础设施能力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数据显示，自1992年到2012年，中国将大约8.5%的GDP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的2.6%的平均水平。中国应该以打造“一带一路”战略综合枢纽城市为契机，以公路、铁路、海路（港口）、空路（航运）等为重点，使亚洲基础设施朝着更加联通、更加兼容、更加智能、更加高端、更加便利的方向发展，打造综合枢纽，促进亚洲“大联通”。与此同时，加快中国高铁与“中国装备”走出去，在海外设立零部件和研发基地，也将通过价值链重构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有望形成“新雁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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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var i=0;i第一大战略重点是应该以促进双向投资为重点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与出口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以加工和组装为主导的出口产业会限制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在长期看来，随着原材料价格与劳动力成本的继续走高以及来自其他低成本经济体竞争优势的日益加剧，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削弱。
目前，全球出口增值的近一半来自服务部门，全球直接投资总存量的60%以上都流向了服务业。这说明，服务要素已成为决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关键要素，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价值链条应该在这方面多花些气力。为此，我们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推进服务领域的投资自由化，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外资准入大门将进一步打开，将吸引更多的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到中国。同时，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成为流出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使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角色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产业转移承接国逐步转向资本双向流动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对外投资的新阶段。从长远来看，凡是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均有较高的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的政府采购。因此，全球化红利并没有减少甚至消失，只要中国善于利用吸收全球创新资源和高级生产要素，不断地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它依然能够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红利。
第二大战略重点应是以构筑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重点的自贸战略。
目前，中国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签订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总额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对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近5000个税目商品实施进口零关税，并正与韩国、澳大利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挪威、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进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
自贸战略还由国际延伸到国内，中国以建立上海自贸区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国内贸易、投资、金融体制在更高水平上与国际规则接轨。建设面向国际市场的若干个金融创新框架与平台，参与制定符合国际化、法治化、公平化要求的跨境投资、贸易规则新体系，将为助推中国经济下一轮的长期增长铺平道路。
第三大战略重点应是以结构调整和升级为重点的全球价值链战略。
全球价值链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物流、贸易流和资金流。一个国家如果游离在价值链之外，势必丧失发展的良机。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年至1938年仅为0.7%，1948年至1990年为6%以上，1990年至1997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年至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达到18万亿美元，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未来，应该进一步构建包括跨境的生产和贸易供应链、跨境的金融供应链、跨境的基础设施供应链、跨境的人才供应链、跨境的公共服务供应链，积极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升级。
第四大战略重点是以促进世界经贸大融合为重点的跨区域互联互通战略。
中国经济过去主要依靠“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个点支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正在形成新的战略支点，进入了多点支撑的时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立足于贯通域外、沿海、沿江、沿边与内陆互联互通的大通道。
近些年来，全球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对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非常大。根据《国际商业监测》发报告预测，随着各国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57万亿美元，其中在57万亿美元投资需求中，水和水处理、能源及交通建设约占80%，成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最主要领域。
当前，中国凭借在公路、高铁、桥梁等领域较强的基础设施能力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数据显示，自1992年到2012年，中国将大约8.5%的GDP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的2.6%的平均水平。中国应该以打造“一带一路”战略综合枢纽城市为契机，以公路、铁路、海路（港口）、空路（航运）等为重点，使亚洲基础设施朝着更加联通、更加兼容、更加智能、更加高端、更加便利的方向发展，打造综合枢纽，促进亚洲“大联通”。与此同时，加快中国高铁与“中国装备”走出去，在海外设立零部件和研发基地，也将通过价值链重构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有望形成“新雁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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