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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告别高歌猛进的时代之后，传统钢铁行业从深秋步入寒冬。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也从此前的做大做强，转变为如今的抱团取暖。
国企改革热潮下，宝钢、武钢合并传闻自2015年3月份起发酵至今，整个钢铁行业兼并重组也被认为“风已来”。但原国家冶金局的一名老领导对记者表示，此议可能已经被搁置，“将宝钢、武钢，甚至鞍钢捆绑在一起这个事，就我所知，国资委目前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事。在我最近参加的由工信部召开的关于中国十三五钢铁产业规划的一次会议上，会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讨论。”
另一名钢铁行业内的资深专家也对记者说，“宝钢此前兼并了八钢、韶钢，已经背上了包袱”，短时间内估计也不敢再背别的包袱了。
对于目前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钢铁企业来说，兼并重组就像一个缺乏安全因素的意外事件，各方都在谨慎看待，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颠覆性失误。上述两名人士都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对全行业主业亏损最严重的钢铁行业来说，寒冬什么时候结束才是大家最关心的，而钢铁行业想要改变现在困境，首要的任务是化解过剩产能。
上述资深专家形象比喻：“钢铁行业目前是一个慢慢减肥的过程，看减的效果如何，之后再来谈联姻”。
按原国家冶金局的老领导的理解，在这种情形之下，原本为大钢企之间合并铺垫的“形成3~5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这一指导政策，也可能不会出现在《钢铁产业调整政策(2015年修订)》的终稿中。
“拉郎配”要向“市场之手”屈服
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它的使命已经发生了变化。
前述资深专家对记者表示，“国外的合并都是为了去产能，我们以前的合并主要是为了做大”。而目前，兼并重组已经成为压缩产能的主要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实际上已实施多年，但真正成功的案例并不多。拿国内第一大钢企宝钢来说，其董事长徐乐江也是用“满篇苦涩”来形容几次兼并重组。
徐乐江在今年上半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提到，宝钢花了17年时间才基本解决了上钢、梅钢十几万人的安置问题。人的问题解决了，文化融合很难，目前还在破这个题。在对八一钢铁、韶钢的重组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徐乐江在2013年更发表过言论，其称，“若国务院不下命令让宝钢兼并，宝钢一个企业都不会兼并重组，因为中国兼并重组的政策环境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遭遇到这样的尴尬事实，源头还在于政府的“拉郎配”。“拉郎配”模式之下，包括退出通道在内的具体政策没有落实，所有制之间的界限也并没有被打破。前述资深专家表示，“搞拉郎配都是失败的，之前政府主导的重组没有成功的”。该专家认为，“目前，钢铁企业的生死大权主要掌握在市场和环保这两项手里”。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辛仁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现在的兼并重组主要以市场为主导，靠企业来推进”。
“3~5家特大型企业”的表述被否
对于眼下仍不时被提起的宝钢、武钢合并，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工信部在2015年3月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政策(2015年修订)(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
《意见稿》提到，进一步组织结构优化调整，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到2025年，前十家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占全国比重不低于60%，形成3到5家全球范围内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型钢铁集团。
上述老领导透露，“《意见稿》里的这个说法，意思就是为几个大钢厂组在一起铺垫，实际上很多企业都反对。在我参加的那个会上，‘3~5家特大型企业’这个提法的提出者也表示，既然大家都反对，那就再斟酌一下表述”。
据该老领导表述，企业能理解上述提法用意在鼓励兼并重组，但希望政府不要干预、不要划框框，“这3~5家一提，又是政府在划框框”。上述资深专家也表示，“这想法不科学，是拍脑瓜子拍出来的”。
该专家说，“在钢铁行业很红火的时候，安赛乐米塔尔是最大的，赚的钱很多，大家都眼红、效仿做大，但现在看安赛乐米塔尔这种企业反而亏损”。该专家认为，“钢铁企业有个合理规模就行了”，企业对市场需要极高的灵敏度，而大企业通常有“大象难转身”的效率低下问题。
安赛乐米塔尔这家全球头号钢企，2014年亏损10.8亿美元，已连续3年亏损；今年一季度净亏损仍在加剧，从去年同期的2.05亿美元扩大到7.28亿美元。这家头号钢企目前年产量为1.3亿吨，约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10%。
而作为“3~5家特大型钢铁企业”的主力否定者，中国的钢铁企业除了担忧政策环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手头资金有限。上述老领导表示，“目前来说，一些有兼并能力的、效益稍稍好一点的企业，兼并意愿或者积极性不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自己也在保基本生存”。
而这些企业呼吁的“让市场来主导”，在该老领导看来，“意思实际上就是拉倒吧，现在还是别弄这个兼并重组了”。
首要任务是化解产能
上述资深专家表示，“行业的兼并重组，目前不会有一个突然的变化”。眼下，钢铁行业的当务之急是去产能化，这是一个慢慢“减肥”的过程。
在上述老领导的眼里，“十三五”期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也不能有根本的改善。“我认为中国想把产能过剩在3~5年之内化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长期的过剩。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等，产能严重过剩也已经有二十几年了”。
该老领导更提出，“到2020年，也就是到‘十三五’末的时候，钢铁产能过剩会达到顶点，比现在更厉害”。原因在于市场需求萎缩的速度超过了产能压缩的速度。
上述理由从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中也能看出端倪。2015年上半年，中国粗钢产量4.1亿吨，同比(比上年同期)下降1.3%，为近20年来首次下降。与此同时，2015年上半年粗钢表观消费量同比下降4.71%，这一速度显然超过了粗钢产量下降的速度。
目前，中国在化解钢铁产能过剩方面主要依靠“四个一批”，即走出去化解一批、兼并重组压缩一批、产能落后压缩一批、环保砍掉一批。
然而，对这“四个一批”的效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上述老领导表示，“走出去、兼并重组，目前企业的老总、老板都很慎重。而落后产能也已经整治得差不多了，现在环保违规产能倒是多的是，这些能够砍掉一部分”。
该老领导总结表述，“最终就是靠两个措施，一个就是靠市场淘汰，第二个就是靠环保违规淘汰”。
上述资深专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钢铁这样的传统产业，让市场说话就行了，政府主要把环保这个阀门拧紧了，把环保不达标的产能淘汰出去。钢铁企业的生死大权主要掌握在市场和环保这两项手里”。
此外，上述老领导还提到了“限产”手段，他认为在目前看来，这是降产能“最有效的方法”。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也曾多次向国务院呼吁，对钢铁、建材、水泥等传统过剩产业实行限产，研究采取什么手段、以什么样的比例限产。
但不可否认，限产又是一道行政色彩浓厚的手段。上述老领导也表示矛盾：“这确实是用行政来干预，企业会说你刚提到市场，现在又来行政手段，很难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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